南枝语

　　烂柯在异国他乡，与国内的时事越发地疏远起来。有关国内的消息，且不说莫衷一是，也先因为隔了层纸，无从可言真切。平日的生活变得简单了，却有一日紧赛一日的征象。某个礼拜六，有人问我去旧金山不。我摇摇头只说有专业的功课，就往学校里来了。
　　山海明媚的四月，伯克利的庄重的楼群都掩映在枝条轻曳的松柏树间。我站在埃文斯楼顶层的办公室的窗边朝外望去，依稀看见高挑出树尖的锦色旗帜，还有露台上几丛深红浅红的杜鹃之类的花卉。塞热尔塔几乎与视线齐了，钟面上铜铸的时分针倒好像不会动的样子，（尽管它们依然十分勤谨地走着）。练缎似的云从山的东边出来，散开如柔和的薄纱，卷起如雏鸟的绒羽。我刚掀开半扇窗户，风就如鸣哨般「唔——」地闯进屋子来了。像个并不拘束的客人，它上下翻扬着写字台上的粉笔灰和演草纸，摩挲着一只装水瓶的塑料口袋，更把百叶窗的叶片都鼓在窗玻璃的上面，弄得劈喇喇地响。
　　我赶紧收拾地上的纸张，一边记起北京念书的日子来。北京的春风是出名的劲厉和干燥的；据说它常夹有北来的沙尘，所以生长于南方的我之前多少抱着好奇。头年春天，清晨每看见收取的衣服上面落了点干土，我就要问：「昨晚的风吹得窗子呜哇呜地，耽怕是扬沙天罢？」
　　「扬沙那衣裳哪儿还能这干净？」北方人见惯不惊地说。
　　后来我再问几回，答复总说不是。于是乎柳树抽芽，杨树落花，那年春天居然格外平静地尽了。但这句「平静」说得草率了点，其实那年忽然流行一种致命性的肺炎。病起初发生在广东，然后传染到南部诸省，继而北上幽燕。等到将近暮春的某天，连我所在的学校也传出了发病的流言。
　　谣传既然百出，恐惧遂像被惊的鸟群一样四散开来。尽管没有停课，学生们还是多漫卷诗书，伴青春还乡去了。后来学校拦不住，只好补发了「不予追究」的决定，又封闭了校园，把副课都改成了自修。这时候不管是五四路、三角地还是几座教学楼，都比平日冷清了十之六七，而当时之极为壮观的，惟独数每天傍晚食堂前发放药汤的盛大场景。
　　平时谈什么自由民主，而今倒巴望几滴安慰的救济。
　　在这样的闲散日子里，我大概总在白天读书之后，于傍晚去湖边步行，说不定也绕到镜春园背后的几个废池塘去，看看湖头新生的莲钱，找找杂草掩蔽的小径，在植物的铭牌上读取些「孩儿拳头」之类奇怪的名字。暮春的几场雨后，学校里高直的乔木都添了层浅嫩叶子，草坪里青紫的野芜又日益茂盛起来，倒有点「城春草木深」的少陵诗意。细微的所见，现在记不真了，而我在这样多事的时节的步行中偶尔有印象的，就有图书馆北面草地上的几棵灌木，一向是不打眼的、植株殊比金银花矮小而又不见得有什么骨朵的太平花。
　　在窗前立了一阵，我终究醒悟那全是隔年的陈事，这会儿自己却是为准备一样伯克利的考试而来学校的，于是拿了几页考纲，打算下楼去。窗外的风仍旧许许地吹着；隔湾的旧金山市楼影漠漠，还不晓得这一天风多也不。
　　闲时想起太平两字，便觉得那无非平庸人巧妙的托辞。世界若不到兵匪横行的地步，绿水青山，哪会有不「太平」的道理？可是这两字是消损血气的毒药。帕斯卡的那根有思想的芦苇，于风里不知该怎么样东倒西歪了。像如今的我自己，一面是于学业的渺小理想，一面是于生活的些许自私的期望，心胸里哪儿还有放得下家国民族的地方？过去自以为濡染的那点五四精神，现在也褪得连痕迹都没有了。对于时事的争论和关心，全无非充当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终于不过归结到些最庸俗的实践论而已。
　　要么就读书在先，忧国在后。绝佳的例证，便是当几个同胞去摇旗作呐喊的时候，我还要在这儿做临考的练习。浮想的游行的景象，还有所谓的「冷静反思」的片断，不停地在我被题目难住的刹那生起，再在我沉思的瞬间寂灭，足见那全是意识浅层的电光和泡影。但是，假使听到有人作这般的狡辩，我自己也是要在心里笑话的：你们拿读书当了盾牌，到头来几分是为了学术？你们也不见得一味自私，也不见得有什么抱负，所以在消磨安静的时光罢了。
　　近来的日子，这个念头就常出现在脑中，如种子之发于岩罅。可惜它既不能指点我的行动，又缺乏益智的功用，是空耗脑力的渣滓。在讲台上口答了三个钟头的题目，又当场做了几个演算，我倒如挥去了那些无聊的想头——或者其实是变得迟钝而疲倦了。但人又是何等矛盾的杰作，自己反而像喝多了酒般变得兴奋而且多舌起来。
　　「我说，我们晚饭一起吃罢！」我向帮扮考官的朋友提议。
　　「行，好的。但等我上楼去取下衣服！」
　　等我们停车在欧克兰的中国城的时候，落晖正映在附近店铺的玻璃窗上。脏旧的、四十年代式的街道两旁，「百货公司」之类的商店都打了烊，大小餐馆却到了点灯的时候。研究之后的决定，是我和那两个留学的朋友进了一家据说是实惠的餐馆，又在满是粤菜的菜单里选中了虾球、芥兰牛肉、汤菜和小份海鲜的砂锅。
　　菜陆续地摆上来了。一个朋友呷了一口茶水，开始说：「你要知道，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矛盾有时候真是很深了。比如广西、贵州。其实他们也是被压着的。所以我真觉得，有些事情是要被抖出来更好。」
　　「这当然也是了。可是说现状的话，我倒觉得主权的事情，即使施用暴力也不是不可以的。况且现在西方的指责完全不在点上。」
　　「但是你也要知道，西方的误解倒是他们觉得我们破坏了那里的文化。因为你想想看，当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渗透的时候，最先输入的总是文化的糟粕。比如电视，你想想看！」
　　「可是强势文化的扩张也并不是保护就可以阻止的啊。所谓文化的破坏，根本上还是经济基础已经变了呀。」
　　「是啊、是啊。」另一个朋友停了停筷子，附和一句。
　　「哦，对了。结果你定了什么时候去香港呢？」
　　「六月。之前可能回一趟国。」
　　「哦，那还有两个月吧。哈哈！」
　　……
　　饭桌上的谈话，大抵如此。从银行的降息，到谋职的成功，再到小道的绯闻，总要谈到杯盘狼藉，兴味阑珊。可是我的朋友们啊，于你们我说不好，但于我自己，这样的闲谈是没有太多意思的。平静地坐在小餐馆里，我说出很大的道理，因为我自己不必去兑现啊！
　　等我们付了帐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尽了。虽然是春暖的四月，晚上的风还是略带了凉的意思。我后来查花谱上的太平花，众跗聚英，烂若一房。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它却总不过暮春的雨后那一种葱茏的样子。太平花只是普通的草木，空负着一个平庸的名字；而我是一个自私的我，嘲笑于另一个彷徨的自己。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翻检中国的旧诗，其中最有朝气的句子，多半出在春季，而其中之极具希望者，又多半出在田园。半城小雨，一街烟花，究竟比不过郊外的阳光和牧笛。大约城市的小街巷子太局促些，才老把春天都撵到枝梢去了。野外则不然，春风空荡荡地、撒野一样奔跑在开了菜籽花的田地里头，所以不管是村歌还是田园诗，这时节才都飞扬着神采。春者天之本怀，秋者天之别调。果然天之本怀，如何能是病恹恹的呢！
　　然而天之本怀，非要地里头刚透出一身薄汗的农夫才体会得实在。中国的文人仿佛嫌汗流到田里不如出在秋千上雅致，不爱朝诗歌里写。《安娜·卡列尼娜》里倒有一段酣畅的文字，描写列文和农民们割草的工作。情节记不真了，依稀有草场，汗水，耀眼的日光，列文从清晨到中午再到傍晚，连阅读的人也感受到一种肌肉酸乏的愉快。中国的文学，怕很难得有如此厚重和深沉，其中重要的原因，大概也在于文弱辞客之极少能真正欣赏有劳动的生活罢。
　　所以阳春相似，得之者各不同。得皮囊者，见那池塘生了春草，园柳变了鸣禽，就生出一段怜惜的意思，秉烛庭内，步足野外，收获一番春的滋味；得骨者呢，这个时节则当捡起一份事业，或植树，或教书，领取一份疲劳的快乐；至于得神髓者，「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像陶令那样做一个大块知己。太上乐天，其次乐业，再次乐景；能得乐天之境，虽不等于天之本怀，也不远了。
　　至于春之主旨，就在于一个「生」字。万物的繁育，事业的兴起，一年之计，都当自此时始。以农事论，耕田播种，养蚕采桑，丰年景岁就在春日里撒下希望。劝农的风俗，似乎是很早以来就有的，不晓得今天的农村，可还沿袭没有？《牡丹亭·劝农》里头有组「孝白歌」，春风含笑，抄在后头。倘使今天的国家能有如此和睦，也算人民有乐业之福了。
　　泥滑喇，脚支沙，短耙长犂滑律的拏。夜雨撒菰麻，天晴出粪渣，香风腌鲊。官里醉流霞，风前笑插花，把农夫们俊煞。（其一）
　　春鞭打，笛儿唦，倒牛背斜阳闪暮鸦。他一样小腰挟，一般双髻查，能骑大马。官里醉流霞，风前笑插花，村童们俊煞。（其二）
　　那桑阴下，柳篓儿搓，顺手腰身翦一丫。俺罗敷自有家，便秋胡怎认他，提金下马？官里醉流霞，风前笑插花，采桑人俊煞。（其三）
　　乘谷雨，采新茶，一旗半枪金缕芽。学士雪炊他，书生困想他，竹烟新瓦。官里醉流霞，风前笑插花，采茶人俊煞。（其四）

　　据说支道林善辩。《世说新语》里讲：「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此条被收在文学门下，意思称道两主角妙语发明，台风雅韵。不过刘义庆也不忘颇有幽默细胞地为名士们漫画一笔，假如当时的清谈活动确实不设观众领掌的话，那么听者的水准就实在不宜恭维了。大约这次colloquium的主讲是名流，附雅来听者不少，可是名士如何好承认自己不懂呢，所以只有赞叹人家辞藻华丽，以掩饰自己的不专业。中国人缺乏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既久，奈何又碍于面子，或者出于礼貌，很少揭自己或别人的底。于是魏晋的士大夫喜欢谈玄，后来的喜欢谈禅，再后来是谈花鸟鱼虫，当今谈人生哲理和「无厘头」，总之喜欢谈些不具有客观标准、冷暖自知的东西。这样的好处，是有效地规避了谈话的风险，免得到最后弄得面红耳赤，所以尽管费了唾沫却不伤精神和感情。
　　其实中国人并非从不反驳。一种典型方式，便是揪住一点，不计其余。有时候这种方式可以立即斩断对话，并把论证引导到某种胡搅蛮缠的境界，比如还是《世说新语》，「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松树，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这确实是句诗意的反驳，非不楚楚可怜，但多半高世远只能感叹有理说不清了。文人时不时还喜欢翻案。「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不见得说得对，也不见得错，道理是圆溜溜的。
　　这类反驳当然谈不上批判精神。它们或者有些道理，但并非为了论理的目的，而为了某种心理上的需要，名士争个倜傥，文人标个新奇。既然是出于心理需要，那么古今自然一样了，不同的只是时下新少年审美异化，喜欢自诩小资、草根，而且连反驳斗嘴的事情也似乎疏懒了些，一律简化成嘲笑。报章杂志，电视网络，官方小道，皆是取笑的对象。笑世间可笑之人，诚然不必是坏事，但是轻薄浮浅，总归是社会的病弊。因为轻薄浮浅，便只见得他人的缺陷，不反躬自身的不足。日月之有食，总是难免的事情；年少不思致力改变，反端居作讥诮貌，无乃不可乎。
　　所以说，看戏容易唱戏难。台上再蹩脚的演员，也有过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要提出一个完整的批评，——比如说物价问题、交通问题——我们不妨先自己作一回论证；要挑剔他人的毛病，我们也不妨「顺便」想个解决的方案。把自己的观点在阳光底下表达出来，那是需要勇敢的事情，因为自己需要随时为其辩护，或者承认它的错误。然而一个严肃正直的人，我想是应该为此而努力的，这也是医治轻薄浮浅之病的一味良药。
　　上了年纪的人，在茶馆里讲些「话说回来」式的闲谈，那大概是无妨的。然而无畏少年，正该先有所言论，便是作为的开始。少年当立论，然后能立于世，否则如「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岂不辜负了一腔血气？

　　风花雪月，乃时曲爱咏之物，但此四君倘若多了或者来得不合时宜，也潜藏着为害的可能。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晓得春天扬沙的厉害，据说吹面不寒的东风，竟经常弄得户外的行人灰头土脸，燥口焦唇。花多了容易引发花粉过敏，患此疾者取次花丛，喷嚏连连，严重者还得远出躲避数周。月之为害虽罕，然自古到了八月十五，钱塘江的秋潮必苦了岸上的吴民，天文学说这正是月球引力的原因。
　　至于雪之堪病，这个冬天人就深有体会。成都虽免遭了大雪之苦，也总比往年冷了几个摄氏度，而且清晨屡有雪花纷飞。北方有暖气，南方无暖气。南方的雪下大了，不仅街道冰滑，树枝断裂，连室内也坐不住人。抱着暖炉倒是暖和了手，寒气还是从脚底往身上沁。报章上有压塌电线，冻坏道管的消息，南国诸省隆寒之难忍是可以想见了。何况火车停运，人群滞留，又可知交通和通讯的阻断对人影响之巨。
　　雪害如此，有一半还是人的原因。灾的简化字，会意宅火，宅里起火，毕竟是消防出了问题。今年南方的患难重于北方，防备薄弱不用说是第一个原因。而灾是社会的范畴，其效果也大约取决于社会的情形。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便是社会的体质孱弱导致的功能紊乱和抵抗力下降。社会涣散，则上生贪官，下出强盗，只等着水旱瘟疫来触动变乱：所以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至于健壮的社会，国有忧患却未尝不是好事：一能考试治国者，二能团结民族，三能警人反思。以此而论，那么灾不为灾，反而有福之所倚的意思。
　　好在今日的中国，虽不鼎盛，尚属景和，因此冬雪之成灾究竟还不打紧，至少也起了以上的三样作用。然而雪灾也被拿来做了些别样文章。譬如有好事者借此攻击某某大型活动惟利是图、粉饰太平，大约出此言者纵非活动的仇家，至少也不是观众。而此活动终究没有因此改成公益演出，只添了些冬雪的点缀，分外妖娆而已。冷语的讥诮，花哨的辩解，总归不是治平之道。今日中国之做秀者实在不止这两家，有几个是真心为天下忧的呢？
　　难怪子产要说：「天道远，人道迩。」国人抄手作旁观的几句风凉话，大约比这正月繁霜还坏十倍。国人向来是讲求勤恳实干的，眼下的内忧外患，恐怕还不是斗嘴的时候。
　　一时想起了「瑞雪兆丰年」的俗语，南方春来得早，所以它往往换作了「风调雨顺」，总还是利用农事的意思。中国人的道理，正在于四时既序，而后有五谷丰登。但这不是简单的前提和结论。五谷丰登并不是在说粮食问题，而是说还要六畜兴旺，国泰民安；四时既序也不是在说环境问题，却都包含着轻徭薄赋，政通人和的意思。所谓「兆」，它就不是在揭示、而是在启示着一种发展。能读出这层意思，我想雪也就不成为灾害，却成为瑞应了。
　　至于时下还有种如六朝绮靡、风花雪月的歌曲文字，我看倒不如少出的好。倘若也泛滥成灾，那真才误国不浅哦。

　　今天所理解的点、线和空间，可能是徐光启之后才从西方入传的。完全没有接触西方知识的人，比如刘徽，未必便有这些观念。几何概念的形成是后天的，空间观念的抽象方式，我想在中西方的情形确实有些不同。以最简单的「点」而言，我的看法是，中国古代就不曾形成过欧几里得式的「点」的概念。
　　欧氏的《原本》把「点」讲成是「没有部分的那种东西」（「that which has no part」）。这句话所赋予点的形象，类似一粒悬浮的灰尘。比照「线是没有宽度的长度」「面是只有长度和宽度的那种东西」两句，定语「没有部分的」所意味的显然不仅是形体上的不能剖开，而且是尺度上的不能放大。换言之，点甚至不是原子那样的小球，而是虚无中的最小的「有」，失去结构和细节，具有几何的本原性。它是个强烈依赖于直观的概念，雅典人完全清楚它的意思，不过，严格地使用这个不可思议的术语肯定超越了古希腊的高度。至少形而上地看来，微观与宏观、离散与连续的矛盾始终难以得到解释。比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空间图形由点组成的观念存在着困难，因为点自身大小是零，却居然可以聚起长度、面积和体积。另外，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识到由原子论推出的公度性质含有关于无理数的悖论。这些问题的深度大致相当于前两次数学危机，但幸运的是《原本》忽略了它们。反正在语境上，点也像原子一样具有了实在性，成为独立于它所在空间的对象。于是，几何图形都被想象成浮在、而不是嵌在空间里的东西了，「重合」之类的话听起来比较合理。撇开各种瑕疵不论，《原本》的定义毕竟清楚地传达了概念内涵，而且其精神还是与现代的观点相启承的：现在我们通常说空间是某个有结构的集合，而点是集合的元素，率以欧氏的情形为蓝本。与此对比，在中国古代文献里，作为概念的点却找不到精确的对应。
　　「点」字的本义，《说文》作「黑也」，意思是细小的黑斑。这个汉字指具体的事物，本不是抽象的概念形式，何况中国古代的几何论证中出现的点根本也不叫点，充任其名的词语通常是各种位置的临时标志。《周髀算经》讨论周天历度，说「牵牛，去北极百一十五度千六百九十五里二十一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八百一十九」，就是具体的星名和位置起了点的作用，是普遍采用的方式。《海岛算经》作为测望问题集，其「今有望海岛，立两表齐，高三丈，前后相去千步，令后表与前表相直。从前表却行一百二十三步，人目着地取望岛峰，与表末参合。从后表却行百二十七步，人目着地取望岛峰，亦与表末参合。问岛高及去表各几何」也是类似的用法。这当然都是问题的应用性质决定的。另外，各种距离和测量方式的术语在论证中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比如偃矩、广、句、股、圆周、半径，等等。由于中国古代并不关心如三角形的角平分线共点之类的问题，所以大多数时候这些名词足够用了。只有极个别的情况，中算家需要用中（圆心）、端（线段的端点）、极（球顶）等术语来指代图形上的特殊位置（比如在《九章算术》里），但他们显然也不认为那些地方漂浮着一个「点」，或者甚至他们仅仅指那些地方的小邻域也难说。
　　真正严肃地试图定义术语的惟有《墨经》和它的《经说》。最接近「点」的概念我想是「中」和「端」。《经》：「中，同长也」，文字稍嫌粗糙，大致意思即言「中」是（把线段分成）同长的位置。这里之所以释作「位置」而非「实体」，理由是《说》：「中：自是往，相若也」，既然说「往」，当从某地出比较合理；又《经》云「日中，缶南也」，「圜，一中同长」，也以作位置解较切。至于「端」，清代陈澧直接附会《原本》解释成点，其实貌合神离。在《经》：「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和《说》：「端：是无同也」给「端」的定义中，「体」按照「分于兼也」「若二之一，尺之端也」，训为部分可通；而「序」似乎按通「叙」训作前导更妥，假使照王引之的说法当成「厚」字形讹，又训作体积的话，就假定了「端」是独立实体，似乎并非墨子本义。于是《经》言「端」是「不再有前导者的最前部分」。至于《说》的解释，有以为「无间」形讹者，有以为「无不同」脱文者，后者甚至认为《说》是在讲点的同性，两说都值得商榷，联系「最」字，我认为「是无同也」就是说「在这里没有平齐的（部分）」。由《说》：「非：斫半，进前取也。前则中无为半，犹端也；前后取则端中也」（其中「斫」字原文左著右斤），「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等句子可见，「端」始终还是作为物体的端头处出现的。所以它和欧氏点的根本的区别，即其不具有独立的实在性。严格地讲，墨家定义的是物体上有对称性或者奇异性的特殊位置，而不是几何上的本原对象「点」。
　　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理解的位置究竟是点还是它的周围区域，即附会地说，芽（germ）。现代的数学可以精确地描述出两者的区别，即使不太严格地讲，它们仍然是不同的：前者是一个个的，没有维度；后者却是一小块，有无穷小的体积。这个差异有点像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问题。对此欧几里得是矛盾的，但他选择把点定义成原子式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源自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的影响，因为毕氏讲的数按克莱茵《古今数学思想》的说法，就是一个小点或者小球。至于在古代中国，大多数的学说指向后一答案，比如在春秋战国时形成的自然本体「道」就是典型的代表。另外中国的算学家的应用倾向，又使历代算经中大多数连续量的计算结果被取为近似值。因而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我还是猜测我们的坐标式的精确位置的观念在西方《原本》入传之前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的想法是，在中国古代几何中没有点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比较模糊的位置观念。这也体现出中国算学实在带有更多的感性成分。客观地讲，中国算学所知道并能以某种方式「证明」的几何结果绝不比《原本》少或逊色，而中西的差距主要在于数论等更抽象和需要演绎的分支。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这说明与其说是欧氏的公理体系有决定性的影响，不如说是毕氏的数字神秘主义比东方的数术高明多了。
　　又：二十世纪上叶怀特海德定义了「没有点的几何（point free geometry）」，其初始概念是区域（region）和包含（inclusion），可见定义点不是唯一的办法，但用怀氏的系统可能烦琐得多。